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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訪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隨著我國一季度外貿統計數據公布，廣東、上海、浙江、天津、江蘇5個外貿大省（市）的外貿調研報告都提出明確的政策建議，期望進一步改善貿易環境。然而，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我們需要對財稅政策準確定位，不能指望這種財稅政策幫助許多企業維持落后的經營模式。我們只能期望它幫助我們的企業渡過危機最難熬的階段，幫助企業淘汰海外落后競爭對手。
記者：我國外貿出口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第一季度的出口總額延續了去年末兩個月的負增長，您覺得影響因素有哪些？
梅新育：主要有以下幾個影響因素：由于金融危機影響，外需絕對萎縮。在金融危機中進口客商陷入現金流危機，雖然有需求、有銷路，但無資金訂購。對這類情況可以通過貿易融資來解決。另一個原因是進口客商破產，價格下跌，導致海關統計進出口額下降。部分企業通過轉移定價（高報進口、低報出口）轉移資金到海外，給自己母公司救急。
記者：今年2月下降24.1%相對于1月43.1%有了顯著的改善。您覺得未來出口形勢如何？
梅新育：還沒有好轉，不過可望在下半年低位站穩，然后持續一段時間。我們需要做好危機持久的準備，做好與競爭對手拼淘汰賽的準備。無論我們多么期望這場危機盡快過去，無論我們多么強調要樹立信心，但必須認識到，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從2007年3月1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無力償還到期債務而引發次貸危機至今已兩年，鑒于目前極度缺乏重大科技創新等跡象，國際經濟當前面臨的危機正處于格外漫長的階段。
自從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第一次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以來，經濟危機曠日持久的案例已經為數不少，最典型者莫過于20世紀30年代的持久危機與蕭條。1929年至1933年這是公認的4年大危機，隨之而來的是持續5年左右的蕭條，在沒有出現新的經濟高漲的情況下，又爆發了1937年至1938年的經濟危機。假如沒有戰爭爆發打斷了危機，實不知此次危機將何時觸底。在較近的時期，我國東鄰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經歷了長達10年的危機和蕭條，使得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一貫的經濟“優等生”陷入“失去的十年”而難以自拔，其后遺癥至今難消。
記者：您覺得政府出臺的出口退稅政策對減緩外貿出口下滑有什么樣的作用？
梅新育：在尋求走出危機和發展之路時，中國需要確立大國思維方式。大國思維方式的要點之一是充分認識到自己行動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某些擬議中的出口激勵措施需要通盤考慮，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幾十年前那個在世界市場無足輕重的國家，而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出口大國。幾十年前中國的政策變動不會引起貿易伙伴的跟風，現在則不然，而正是這種跟風連鎖反應可能令我們的政策調整事與愿違。
以零稅率出口為例，這是眾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所期待的，紡織服裝業界就普遍期望政府再次提高紡織服裝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從15%提高到17%，實現零稅率出口。雖然從理論上說出口退稅是一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中性的貿易政策工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只要涉及人的利益，哪怕是數學公理也會受到攻擊，零稅率問題的關鍵不是理論，而是我們的貿易伙伴們是否愿意承認這是一種中性的貿易政策工具。如果我們的貿易伙伴愿意承認這一點，我們實施零稅率出口的政策就是合適的，畢竟我們的財政政策還有空間；但如果我們的貿易伙伴普遍有借類似由頭挑起惡性循環式的“財稅傾銷”的傾向，那么普遍實行零稅率的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們來說就是得不償失的。
歸根結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對財稅政策準確定位，我們不能指望這種財稅政策幫助許多企業維持落后的經營模式。我們只能期望它幫助我們的企業渡過危機最難熬的階段，幫助企業淘汰海外落后競爭對手。在這個功能發揮之后未必繼續實施。
記者：針對目前嚴峻的形勢，政府推行刺激經濟的努力尚在進行中，您覺得我國外貿企業自身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
梅新育：自己調整。調整更新產品、進入流通或設計等環節，調整市場方向等等。
記者：近日舉辦的各種國際經濟研討會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已經加大力度引導中國企業“走出去”，您覺得中國企業跨國投資能否推動外貿出口？
梅新育：可以部分推動，但更主要的是為未來投資，提高我們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以及通過投資進入高增值環節來提高我們出口的利潤率，而不是增加短期的出口額。
記者：政府加大投資和擴大內需的政策使外貿企業轉向內需市場，您怎么看待外貿企業的回流問題？
梅新育：外貿企業應該內外貿市場雙修才對，而且不少企業內銷預期利潤率可以高于外銷。但國內市場存在眾多不規范現象，特別是流通環節的盈利模式對供應商盤剝太甚，甚至可能貨物發出去貨款卻如入狼口，對外貿企業回流構成了巨大障礙。因此，要辦好這件工作，我們需要在規范國內流通環節上下功夫。（來源：中國貿易報）
